公允地说曾氏以庶出为由毁约此举的确不明智本来即便在当时嫡庶之

公允地说，曾氏以庶出为由毁约，此举的确不明智。本来，即便在当时，嫡庶之别也只重在男性，而对女性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曾氏娶的是媳妇，而不是嫁女，媳妇的贤惠不贤惠、漂亮不漂亮，才是所考虑的重要方面，至于是嫡出还是庶出，并不重要。京师的这种风俗，应是腐陋的。曾氏在此事上听从妇人之见，正好说明他是一个普通人，并非圣贤。

老爷子的信讲的是大义，还有一些实际利益，他大概不便在信上明说。若从对湘乡老家的实益来看，与省城贺家联姻显然要大大强过与京师夏家或陈家的联姻。

贺家是长沙大族名宦，掌门人贺长龄虽已去世，但他为官几十年，位居督抚，门生故吏遍天下。他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聘请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一直在士林中享有盛誉。其弟贺熙龄、贺修龄仍健在，在官、绅两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曾氏的几个弟弟功名都不顺利，这种不顺就意味着今后要跳出湖南是非常困难的。要在湖南讨生活，必须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建筑广泛而厚实的基础。曾家在湖南，其实是没有根基的。曾氏自己说，“五六百年间，曾家无与科目功名之列”，也就是说，曾家世世代代没有人做官，缺乏有力的社会奥援。即便在曾氏兄弟姊妹这一代，无论是娶进来的媳妇的娘家，还是嫁出去的闺女的婆家，没有一家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显族，全都是平民百姓。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朝廷大员，具备攀结阔亲家的条件，而长沙城里的贺府正是因为此才愿意将千金下嫁湘乡白杨坪的乡民。千盼万盼才盼到省城里将有一个大宅门可作为依傍，拒绝日后将会给老家带来诸多实际好处的这门亲事，该是多么的“自私”而不顾及整个家族的错误决策？

曾氏在这封信中再次流露出回家之念，并决定“明年拟告归”。若说先前数次的想回家，主要出于思亲情切的话，这次却明说是因为国事的缘故。

曾氏自从道光二十九年升授礼部侍郎以来，三四年间，曾先后兼任过刑部、兵部、吏部、工部侍郎。朝廷六部，他做过五个部的堂官，对大清王朝这座“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百年贾府的种种弊端，自然比旁人知道得更多更深。广西太平军发难一事对朝廷的震撼之大，以及朝廷应对此事的力量之弱，曾氏也自然比旁人知道得更多更深。他在家信中只略略提到财政枯绌一项，至于比财政更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方面的严峻局面，他还没有说到。当然，他心里是清楚的，只是不便说罢了。他明白，无论是他近日所上的陈奏民间疾苦疏、银钱并用疏，还是这以前所上的其他几道奏疏，都不会起什么实际作用，国势的颓坏是无力逆转的。他可能已经隐隐看到了不久就要来临的惨痛剧变，与其说是回籍省亲，不如说是取历代有识之士的传统做法：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以求全身避祸。

如同道光二十七年那样，曾氏告归的想法，遭到家中的一致反对。父亲急忙去信阻止：“尔年四十一岁，正是做官之时，为朝廷出力以尽己职，以答皇恩，扬名显亲，即不啻日侍吾夫妇之侧，何必更念南旋，孜孜焉以欲省亲也？”二十多天后再次去信重申这一观点。诸弟的家信中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大哥之举。

老百姓看当官的，只看到其风光的一面，至于其内心的种种忧虑与分裂，一般是不会去想的。

谕纪泽（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

字谕纪泽儿：

余自在太湖县闻讣后，于二十六日书家信一号，托陈岱云交安徽提塘寄京；二十七日发二号家信，托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二十八日发三号，交丁松亭转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赶紧出京之说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家信第四号，十四日发第五号，二十六日到家后发家信第六号。此三次信皆言长沙被围，家眷不必出京之说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于二十三日到家，家中一切皆清吉，父亲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癣疾自到家后日见痊愈。地方团练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现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权厝先妣于下腰里屋后山内，俟明年寻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殡之事，一切皆从俭约。

丁贵自二十七日已打发他去了，我在家并未带一仆人，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习。丁贵自回益阳，至渠家住数日，仍回湖北为我搬取行李回家，与荆七二人同归。孙福系山东人，至湖南声音不通，即命渠由湖北回京，给渠盘缠十六两，想渠今冬可到京也。

尔奉尔母及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谨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长沙贼退后，余有信来，再行收拾出京。兹寄去信稿一件，各省应发信单一件。尔可将信稿求袁姻伯或庞师照写一纸发刻。其各省应发信，仍求袁、毛、黎、黄、王、袁诸位妥为寄去。余到家后，诸务丛集，各处不及再写信，前在湖北所发各处信，想已到矣。

十三日申刻，母亲大人发引，戌刻下殚。十二日早响鼓，巳刻开祭，共祭百余堂。十三日正酒一百九十席，前后客席甚多。十四日开□（评点者注：原件此字不清），客八人一席，共二百六十余席。诸事办得整齐。母亲即权厝于凹里屋后山内，十九日筑坟可毕。现在地方安静。闻长沙屡获胜仗，想近日即可解围。尔等回家，为期亦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