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蔡希渊问“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然而伯夷、伊尹和孔子相

【译文】蔡希渊问：“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然而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才智终究有差异，但他们同被称为圣人的根据在哪里？”先生说：“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是他们的心纯粹达到天理，没有私欲掺杂在中间。好比纯金之所以为纯金，就是因为金的成色十足，没有铜铅混杂在其中。人心达到纯粹天理的状态才是圣人，金子达到成色单一的状态才是纯。然而圣人的才力本有大小不同，就像金子的分量有轻重。尧舜好比一万镒，文王孔子好比九千镒，禹、汤、武王好比七八千镒，伯夷、伊尹好比四五千镒。才力各有不同，但纯粹是天理这一点是相同的，都可以称之为圣人。好比金子的分量虽然不同，但都成色十足这一点相同，所以都能称之为纯金。把五千镒放到一万镒中去，成色相同。把伯夷、伊尹放在尧和孔子之间，他们纯粹都是天理这一点相同。之所以称为纯金，在于成色，不在于重量。所以为圣人，在于纯粹天理，而不在于才力大小。所以即便是普通人，只要肯学习，使得心达到纯粹天理的状态，就可以成为圣人。好比一两黄金与万镒黄金相比，分量虽然相差悬殊，但是从成色十足这一点上看，可以说毫无愧色。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学者学圣人，不过是摒弃人欲，存养天理而已，就如炼金追求成色十足。黄金的成色，如果杂物不多，那么炼制起来就省事多了，并且容易成功。成色越低下，炼制起来就越难。人的气质，清浊相杂，有中人以上的，有中人以下的，对于圣人之道，有生知安行的人，有学知利行的人，资质最低下的人，必须花费比别人多百倍的工夫，而最终的成功都一样。后世学者不知道成为圣人的根本是看纯粹天理，只专门在知识才能上去追求成为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自己必须将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逐渐一一学会了才行。所以不专注在天理上下功夫，白白浪费精力，在书本上钻研，在事物名称上考察，在各种具体行为方式上模仿。知识越多而人的欲望越膨胀，才智越多，而天理遮蔽得越严重。正如看见别人有一万镒黄金，不去专心锻炼黄金的成色，以达到无愧于精纯的状态，而是希冀于重量，一定要和一万镒相等。结果是锡铅铜铁交杂混合，分量虽然增重了不少，但成色却越来越低。等到了极致，都不再有黄金了。”当时徐爱在旁边说：“先生这个比喻，足以打破后世儒者求学过程中支离破碎的困惑，对于后学有巨大的贡献。”先生说：“我们用功，只追求逐日减少，不追求逐日增加。减少一分人欲，就是恢复了一分天理，多么轻快洒脱！多么简单易行！”

蔡宗兖，字希渊，号我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四川提学佥事，王阳明的学生。

伯夷：孤竹君之子，曾与弟叔齐一起劝阻武王伐纣，武王灭商后，两人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伊尹：名挚，商朝贤相，辅佐商汤攻灭夏桀。

镒（yì）：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

语出《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译文】杨士德问：“格物的学说，像先生所教的那样，明白简单，人人都能理解。朱子聪明绝世，对于这一点反而没有理解透彻，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朱子精神气魄大，他早年就注定要继往开来，所以一直在考辨著述上用功。如果一开始就密切结合自身来修养，自然没空顾及这些。等到品德完满后，果然担心圣人之道不被人家理解。就像孔子删订六经，删除繁杂实现简单精炼，昭示给后来的学者，基本上不费什么考究的工夫。朱子早年便写了很多著作，晚年才后悔把事情做反了。”杨士德说：“晚年反悔，如说‘以前确立根本的错误’，又说‘即使能读书，对于我们行事有什么好处呢’，又说‘这与死守书本、拘泥于语言完全没有关系’，说明他到了这个时候才后悔从前的工夫用错了地方，才去密切结合自身修养。”先生说：“然而这正是一般人比不上朱子的地方。他决心大，一后悔就开始转向，可惜不久就过世了，生前很多理解错了的地方都来不及改正。”

士德：杨骥，字士德，王阳明的学生。

文公：指朱熹，“文”是朱熹的谥号。

语出朱熹《答黄直卿书》，详见王阳明辑录的《朱子晚年定论》。

语出朱熹《与吕子约》，详见王阳明辑录的《朱子晚年定论》。

语出朱熹《答何叔京》，详见王阳明辑录的《朱子年定论》。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侃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曰：“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曰：“毕竟物无善恶。”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译文】我清除花圃中间的杂草，因而发问：“天地之间为什么善很难培植，恶很难消除？”先生说：“这是因为没有去培植善，也没有去消除恶。”过了会，先生说：“这样去看待善恶，都是在形式上着意，因而不对。”我没有理解。先生说：“天地之间充满生机，就如花草一样，哪里有善恶之分呢？我想看花，就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想看草时，又以草为善了。这些善恶都是因为你内心的喜好和厌恶造成的，所以说不对。”我说：“那么没有善与恶的分别了吗？”先生说：“无善无恶的状态是天理宁静之时，有善有恶是气息流动之时。不随血气私欲而动，就没有善没有恶了，这就是至善。”我说：“佛教也主张没有善没有恶，怎么区别呢？”先生说：“佛教执着在没有善没有恶上面，于是一切都不再考虑，不能以此来治理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没有有意识地为善’，‘没有故意为恶’，不为血气私欲所驱动。然而‘遵守王道’，‘自然会达到一个极点’，自然完全遵循天理，自然就有天地之道的呈现，有万物生成的辅助。”我说：“草既然不是恶，那么草就不宜清除。”先生说：“这样就是佛教道教的主张了。草如果妨碍着人的行动，你清除它又有何妨？”我说：“这样不就是有专门的喜好和厌恶了吗？”先生说：“不着意于喜好和厌恶，不是说完全没有喜好和厌恶，否则那就是完全没有知觉的人了。之所以称之不着意，只是让喜好和厌恶完全遵循天理，不去另外添加自己的想法。这样也就和没有喜好和厌恶一样了。”我说：“清除草为什么是遵循了天理，没有附着自己的想法呢？”先生说：“草有妨碍，按理应当清除，那就清除掉。偶尔没有清除，也不会牵累本心。如果附着了自己的想法，心体就会有很多牵累，因而有很多血气私欲发动的时候。”我说：“那么善恶完全不在事物上面吗？”先生说：“只在你的心上。依循天理就是善，动气就是恶。”我说：“事物终究没有善恶。”先生说：“心没有善恶，事物也没有善恶。后世儒者不知道这一点，放纵内心追逐外物，把格物的学问理解错了，整天追逐与探求外物，也只是做个‘义袭而取’的工夫。终身行不著，习不察。”我说：“‘像喜好美色一样去喜好，像厌恶恶臭一样去厌恶’，怎么样？”先生说：“这正是完全依循天理的状态。天理应当如此，本就没有私意去喜好和厌恶。”我说：“‘像喜好美色一样去喜好，像厌恶恶臭一样去厌恶’，怎么可能不是有意的呢？”先生说：“这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就是完全遵循天理。即便是依循天理，也不能附着自己的私意，所以只要有一点忿恨好乐，就不能符合天理。必须达到廓然大公，才是心的本体状态。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未发之中。”孟源说：“先生说‘草如果妨碍了人的行动，清除也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这又是在形式上着意呢？”先生说：“这个必须你自己内心去体会，你要清除杂草，是什么心思？周茂叔不清除窗前的草，又是什么心思？”